郑汝中先生（1932-2022年），1944年参加革命，曾在国家重工业部建工局建材部工作，后在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86年调入敦煌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郑汝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书法家、敦煌音乐研究专家，被誉为敦煌乐器的“复活人”。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敦煌石窟全集 音乐画卷》《敦煌石窟全集 飞天画卷》《敦煌壁画乐舞研究》《陇上学人文存 郑汝中卷》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敦煌学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气氛。只要到敦煌研究院就可以看出，在那种物质极其贫乏，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条件下，却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学者们都一门心思在做研究，大家都发愤图强，想把中国的敦煌学搞上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学者们纷纷奔赴敦煌，进行着各自的学习和调查研究。有的人因此就不愿离开敦煌，终于成为了莫高窟人。

    郑汝中先生到敦煌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按理已是知天命的年头。他长期从事琵琶演奏，曾获得极高的声誉。作为安徽师范大学的音乐教师，本可以在南方工作到退休，安度晚年。可是，当他来到莫高窟，见到壁画中竟有如此丰富的音乐形象时，顿时忘却了一切，毅然决定要来敦煌工作。这真是拿后半生做赌注啊！原来的同事和朋友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作者与郑汝中先生（1994年）

    郑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会后悔。因为他非常清楚敦煌壁画中这千百件乐器在等着他来梳理。敦煌研究院因为郑先生的到来，就有了音乐舞蹈研究室。郑老师很清楚他比起年轻人来，时间已经不多，于是他起早贪黑，带着助手不停地在洞窟中调查、记录，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处处留下了郑老师的脚印。经过反复的调查，他发现了236个洞窟中都有音乐形象，包括乐伎、乐队、乐器。郑老师把壁画中的伎乐分为伎乐天、伎乐人两大类进行研究，从中探索中国古代音乐演奏的传承演变痕迹。敦煌壁画中的乐器更为浩繁，数量达4500多个的珍贵乐器形象，经郑汝中老师调查、整理，归为45种，涵盖了中国传统乐器中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打击乐器等四个大类。郑老师又对照文献记载，对这些乐器分别调查和分析。他发现敦煌壁画所保存的乐器远远超出了今天传世的中国民乐的乐器。于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在他的心中暗暗升起，他决定要仿制一批敦煌乐器，以此来丰富当前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

 演奏琵琶的郑汝中先生 

    1988年，郑汝中先生与庄壮先生合作向甘肃省科委提交的“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项目获得批准，他开始了艰苦的仿制工作。他为这个项目定下了几个目标：一是以敦煌壁画为基本依据，尤其是选择那些具有敦煌特点又往往是与传世的乐器不相同，甚至是失传了的，这样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二是仿制乐器不是单纯是为了再现一个形象作为观赏，而是要有音响效果，通过对古乐器的相关研究，要让这些乐器既可以用来演奏，其发声的原理也要有依据；三是为了适应今天的演奏，乐器的律制大多采用十二平均律；四是乐器上的图案纹样均以敦煌壁画为依据。郑老师通过对敦煌壁画乐器的深入研究，从壁画中大量的乐器形象中遴选出34种54件（包括打击乐器15种22件，吹奏乐器7种12件，弹弦乐器11种19件，拉弦乐器1种1件），在反复研究其音乐特色，并结合乐器本身的形态特征等，分别绘出设计图，联系北京民族乐器厂进行制作。郑老师与乐器制作的技师们反复探讨乐器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并邀请乐器厂的领导和技师多次来敦煌考察，体会敦煌壁画乐器的特色。由于这批乐器是通过敦煌壁画的画面形象来制作的，难度极大，没有先例可循，每一件乐器从设计到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郑汝中先生的心血。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批具有敦煌特色的仿古乐器全部制作完成了。1992年3月17日，由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甘肃省文化厅和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联合召开了“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会，由音乐史、乐器演奏、敦煌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18人的鉴定小组，由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为主任委员、音乐理论家阴法鲁、陈自明任副主任委员。鉴定专家们首先欣赏了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电影乐团的艺术家们分别应用仿制乐器进行试演奏，接着通过观摩考察仿制乐器原件，听取郑汝中与庄壮二位项目承担者的报告，以及北京民族乐器厂的制作报告。鉴定组认为：这个项目研制是成功的，较真实地反映了敦煌壁画乐器的原貌，是我国敦煌古乐器的再现，从音响效果来看，具有典型的民族音色和韵味，部分乐器的制作还具有开拓性，为民族音乐的创作和演奏开辟了新的艺术境界，部分乐器具有推广的前景。这次仿制乐器项目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次乐器仿制成功，可以说是郑汝中先生到敦煌之后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停止研究的步伐，继续孜孜不倦地钻研敦煌壁画音乐的各个层面，同时，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敦煌飞天和敦煌写本书法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敦煌研究院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敦煌石窟全集》（专题研究）编撰工作，郑汝中先生承担了《音乐画卷》与《飞天画卷》的编撰任务。虽说郑老师一直在调查敦煌音乐资料，不断地研究探讨，发表论文，对敦煌各时期各类乐器以及伎乐的情况已经十分熟悉了，但要按历史发展的脉络整理敦煌资料，并结合中国音乐史的发展，探讨其历史文化价值，还需要一个研究的过程。
    郑老师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在北京开有医院，并利用医院作为据点进行地下活动。为了保护和培养革命下一代， 1943年前后，组织上安排一批革命后代转移到延安去上干部子弟学校，幼年时代的郑汝中和他的哥哥就从北京步行到了延安，长途跋涉使他的腿关节受到很大损坏，由于当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腿上留下了后遗症，行走极为不便，这使他在敦煌工作时非常艰苦。长时期在石窟中上上下下进行详细的调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郑老师没有丝毫畏缩，反而在不断地调查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早已忘却了身体的不适，经过十多年持之以恒调查与研究，《敦煌石窟全集 音乐画卷》《敦煌石窟全集 飞天画卷》二书于2002年正式出版了，不仅为敦煌石窟中的音乐图像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而且通过郑老师的潜心研究，弄清楚了敦煌壁画中丰富多彩的音乐形象，包括伎乐天、伎乐人以及各类乐器，同时阐述了敦煌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特别价值和意义。可以说郑汝中老师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对敦煌音乐研究最全面和系统的。敦煌飞天也与音乐密切相关，但作为飞天艺术，还涉及到飞天作为绘画的艺术研究，郑老师按时代发展的顺序梳理了敦煌飞天艺术的发展脉络，对各时期飞天艺术的风格特点作了探讨。同样在2002年，汇集了郑老师十数年研究成果的著作《敦煌壁画乐舞研究》也出版了。

郑汝中先生在洞窟中调查（2018年）

郑汝中先生复原设计的乐器

    作为艺术家，郑汝中先生不仅擅长音乐，还精于书法。工作之余，常常以书法自娱。最初与郑老师交往就是从书法开始，我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自然就常常会谈到书法的话题，有时也跟郑老师一起涂鸦几笔，常常受到郑老师的鼓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们都开始注意到敦煌写本的书法问题，于是打算共同来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书法写本，编成册出版。正好那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来约稿，便商定编一套《敦煌书法库》丛书，编选各时期敦煌书法的代表作。但是这件事也有很大的困难，当时我们能看到的英、法所藏的敦煌写本，都是通过缩微胶卷来看的，缩微胶卷经过了多次拷贝，大部分也不甚清晰，要是研究写本内容，看清文字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但要作为书法，放大来看其中的点划、用笔等特点，往往就很困难了。不过我们还有院藏的写本原件可以参考，对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也就有了直观的认识。我和郑老师常常一起欣赏敦煌古代写本，感受着魏晋隋唐写本优雅的字体、美妙的运笔。便不停地讨论这些书法的艺术风格等，寝食皆忘。《敦煌书法库》于1991年开始出版，共出了4册。当时由段文杰院长任主编，我想请郑汝中老师作副主编，但郑老师出于对年轻人的厚爱，一定要让我作副主编，他自己则坚决不作副主编。此后，又与郑老师合作编选了《敦煌写卷书法精选》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配合《敦煌书法库》的编辑出版工作，郑老师还撰写了有关敦煌书法的论文，阐述了各时期敦煌书法的风格特点，为敦煌书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汝中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并在合肥等地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览，先后出版《雪墨书影》《郑汝中书法集》等书法作品集。先生的书法率性自然，萧条淡远，具有一种浓厚的传统文人气息。著名敦煌学家姜伯勤先生曾说过：“郑汝中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的‘率性由真︐的个性，体现在他的‘自由率意︐的书法作品中。”郑老师的书法没有专攻某家某派，但从历代碑帖中领悟而出，他对草书用力极深，时有泰山经石峪书法的深厚、大气，其草书变化万千而稚拙率真，毫无做作。中国书法之为艺术，由于千百年来无数名家辈出，学书者往往拘泥于某家某派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便形成了不断重复前人书风的习气。真正以书法作为艺术来表达自我感情的极少，而从郑老师的书法中，则可明显感受到了书家自己的精神状态：既有刚毅凛然之骨，又有萧疏淡远之气。常常露出怡然而淡泊，淳厚而疏散意味。令人细细品来，感慨万千。见其书，想见其人：与世无争，却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

郑汝中先生在创作书法

作者向郑汝中先生请教书法问题（1994年）

    郑汝中先生为了敦煌艺术，毅然放弃江南优渥的生活，甘愿在荒凉的大漠中不辞辛劳地探索。而当在音乐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时，也丝毫没有停止研究的步伐。2016年，郑老师已是八旬老人，他又来到敦煌筹划更大规模的乐器仿制工程。是年秋，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展出了郑汝中先生亲自设计的一批敦煌风格乐器，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尽管乐器复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郑老师又看到了其中可以再推进、再发展的方向，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着复制更多品种的敦煌乐器。
    2022年12月，听说郑老师住院了，我便急忙赶到上海。郑老师见到我，情绪非常好。不断地跟我聊起敦煌乐器等事，看到郑老师那么投入地讲着敦煌的艺术，我感到十分欣慰。师母台建群老师跟我说，那天是最近以来郑老师最开心的一天。我们都以为郑老师会再次恢复健康的，然而，当我回到敦煌不久，却传来了郑老师离去的消息，令人无限伤感。
    郑汝中先生以他的刚毅、坚韧，走完了90岁的人生。作为革命后代，他从小在延安长大，经历了各种生活的艰难和战争的影响，解放后在南方的著名高校从教，本来可以过着安逸和平静的生活，但他却意外地与敦煌结缘，并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敦煌艺术研究事业。因为有了郑汝中先生，敦煌学便在敦煌音乐研究、敦煌书法研究等领域增添了许多华丽的篇章。郑汝中先生的精神也将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砥砺前行。

作者：赵声良  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转自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