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续研究斯坦因的行踪之前，有必要来说另一个人物——敦煌道士王圆箓（1849～1931）。这位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曾经在肃州（酒泉）巡防军当过兵，退伍以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他游历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来。在清朝末年，依据莫高窟寺院地势南高北低的特点，分成了上寺、中寺、下寺。上寺与中寺住的都是西藏佛教红教的喇嘛，讲诵的是藏文佛经。只有下寺是道士居住的太清宫。王道士既懂汉语，又能诵道经，于是就有很多人请他去做礼忏，他的生际也渐渐好了起来。

道士王圆箓（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1900年6月26日，立志修葺莫高窟的王道士在第16窟甬道壁发现了一个被人为封闭的小窟（图3-21）。进入这个小窟后，他发现这个只有19立方米的小窟内竟然整齐地堆放着无数的布包，每个布包内都裹着十几卷古文书，还有平铺在布包下的绢幡佛画、古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窟内北面的壁画有树和侍女，西壁的壁龛内嵌有石碑，即唐大中五年（851）的《洪（上巩下言）告身勅牒碑》。

 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侧壁发现的藏经洞（第17窟）与部分古代文书（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洪（上巩下言）是晚唐时期敦煌的著名僧人。唐代中叶的8～9世纪，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他担任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公元851年，由于在张议潮（799～872年）收复敦煌战争中有功，被唐王朝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高僧的特殊荣誉），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称号。藏经洞的开凿正是为了颂扬和纪念这位有影响的洪（上巩下言）和尚的，这种建筑就是佛教纪念性的“影堂”、“塑堂”，因此藏经洞也可以称为“洪（上巩下言）影窟”。

莫高窟第17窟——“洪（上巩下言）影窟”内景

当王道士打开这所神秘的“影窟”时，内装骨灰袋的洪（上巩下言）真容塑像早被移置到了别处，“影窟”被用来“藏经”了。那么藏经洞究竟是什么时候堆放了这么多的文书，又为什么把它封闭起来？这始终是个谜。王圆箓也没有想到，他这么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日后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即第17窟。
  发现藏经洞的宝物后，王圆箓立刻上报敦煌县令，但却无人理会他的报告，清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与收集措施，只让他自己原地封存保护。虽然敦煌士绅对这批宝物不怎么重视，但王道士却不会不留意。他曾载着一箱经卷，到酒泉去献给安肃道道台满洲人廷栋（1866～1918）。但廷栋以为这种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字，于是颇为轻视。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个比利时籍人，即将回国，来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的一部分赠送给了他。这个比利时人到达新疆后，又将所得卷子分赠给在新疆的长庚将军（满洲人）及道台潘某，并且说出得自敦煌的情形。这时，在新疆的外国人已在传说敦煌的瑰宝了，在他们当中，闻风而来敦煌探宝的第一人就是斯坦因。1907年2月11日，斯坦因结束了在米兰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行动，将所获文物包装运往喀什，并于2月21日动身向甘肃敦煌进发。3月，斯坦因刚到敦煌时，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萨希伯克处又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
  斯坦因前后共到过莫高窟五次：1907年四次，1914年一次。1907年3月的这次初步勘察，石窟壁画“美术价值之丰富”已经使他“惊心动魄”了（图3-23）。5月间是他的主要活动时期，第一次是在中旬，正赶上莫高窟的佛诞庙会，人多眼杂。他在自己著的《西域考古记》中这样记录道：“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

1907年5月31日斯坦因拍摄的敦煌莫高窟第432窟附近的洞窟群

第二次是5月21日，他再来莫高窟，庙会已经散了。他就把帐篷扎在那里，准备长期“努力侦察”秘室发现的“宝物”。但这时也不凑巧，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宝物”被封锁在石室内，他只好暂时先去附近考察。
1907年5月底，斯坦因第四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也已经回来了。这一次，斯坦因要在从疏勒雇来的翻译——湖南人蒋孝琬的帮助下，进行“长时间奋斗”。王道士虽然不懂古文书的价值，但保管起来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也许他是害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激怒了神灵，平时不敢随便打开示人，因此想要接近它是不容易的。王道士为人极其狡猾机警，令斯坦因难以捉摸，即使尽其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然而，下寺的壁画却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壁画是王道士请来的很不高明的画工画的《西游记》（图3-24）。斯坦因看得出，这个道士虽然对佛教无知，却对唐代的高僧玄奘（602～664年）充满了虔敬，于是他找到了进攻的突破口。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禄在三层楼莫高窟第16窟新绘的《西游记》壁画前

斯坦因用他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他是如何地崇奉玄奘，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穿越峻岭大漠来到莫高窟的。王道士显然被这些话感动了。当天夜间，他就悄悄地把秘室所藏的几个写本拿给斯坦因看，于是又有一个侥幸的机会帮了斯坦因的忙。原来王道士最初拿的这几卷文书，正是玄奘翻译的佛经。这岂不是玄奘在显圣！二人就以近乎迷信的口吻说：这是唐僧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托付给王圆箓，来等待他斯坦因再次将经书取回印度。在这番话的鼓舞下，王道士的勇气为之大增。第二天早晨，他就将斯坦因引入了秘室（图3-21）。
  当时这座秘室里的情形，按斯坦因的话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供其展观（图3-25）。除了卷子写本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刚刚从敦煌藏经洞搬出的成捆古代文书（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斯坦因暗中观察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卷子和艺术品“竟看得很不算什么”，他深感惊异松快。但他又想到：“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为了更彻底地清除王道士“对于流言的畏惧心情”，斯坦因告诉他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这样价钱就讲定了。于是他们约定，在斯坦因未离开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见品”的来历，除三人之外，不能让别人知道。“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最后，斯坦因得到“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美术品的遗物”，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而这些所有的文物，他只花费了40块马蹄银，相当于500卢比。对斯坦因来说，这笔交易简直不能更划算了。这些文书就是日后大英图书馆的七千件敦煌文书中的主要部分。

 大英图书馆藏敦煌藏经洞汉文文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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