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刘玉权先生撰文《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从原来敦煌石窟西夏窟中析出23个洞窟为沙州回鹘窟。在这23个洞窟中，有13个窟绘回鹘供养人像，分别为：莫高窟97、148、237、245、309、310、363、399、409、418窟，西千佛洞12、16窟，榆林窟39窟。[1] 此外，还有莫高窟194窟，《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记录为盛唐修建，晚唐、西夏重修，窟内有唐代供养人和西夏供养人。[2] 近年，敦煌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利用多光谱摄影系统，对该窟供养人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之前认定的西夏供养人，其中的男性所穿服饰与回鹘供养人服饰比较相似，女性服饰与五代、宋时期女供养人服饰相同。[3]

回顾学界对沙州回鹘洞窟供养人像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供养人像服饰的式样、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服饰的交互[4]；二是通过供养人像的考察，探讨沙州回鹘洞窟的分期，以及沙州回鹘的隶属关系、政权组织和社会形态等问题[5]。可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一步步的将模糊的沙州回鹘历史明晰化，如沙州回鹘时期汉人的回鹘化、汉人与回鹘的通婚等问题，均是在通过对供养人像的细致入微的调查基础上取得的比较大的突破。但是，也有不少问题进展甚微，处于混沌状态，甚至有些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如敦煌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独立的沙州回鹘国。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在敦煌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的便利条件，对沙州回鹘洞窟的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并对此做一历史学层面的探讨，以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有所前进。

一、莫高窟409诸窟回鹘可汗供养像与独立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学界对于敦煌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独立的沙州回鹘国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早在1953年，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先生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一书中谈到：1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六、七十年间，沙州很有可能为西回鹘国所统治，11世纪中期之后，沙州为西夏所统治。此外，他还讨论了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问题，认为是西回鹘势力影响的结果。[6] 1980年，森安孝夫先生在《回鹘与敦煌》一文中指出：在敦煌的确存在过一个沙州回鹘集团，其来源可能是甘州回鹘，也可能是西州回鹘，起初操纵着曹氏归义军政权，1052年彻底统治了沙州，但政治上隶属于西回鹘国。[7] 2000年，森安孝夫撰文《沙州回鹘与西回鹘国》再次重申沙州回鹘隶属西回鹘国的论断，认为在西回鹘国之外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沙州回鹘国的存在。[8]

1983年，汤开建、马明达先生撰文《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指出：天圣六年（1028）之后不久，沙州回鹘自己的政权正式出现，一直延续到金太宗时还有使者向中原王朝进贡。[9] 1987年，刘玉权先生在《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中提出：沙州回鹘出现于瓜、沙曹氏归义军晚期，频繁活动于曹贤顺之后，最后消失于北宋末南宋初，其间历时达151年（976-1127），但主要活动于976-1050年前后的70余年间。此外，刘先生还指出：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政权后，忙于同北宋抗衡争霸，无暇顾及边远的瓜、沙二州，对其统治是比较松散的，沙州回鹘与西夏在河西统治并存90余年。[10] 1989年，钱伯泉先生在《沙州回鹘研究》一文中提出沙州回鹘与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系，并认为：“自公元1014年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时起，至公元1146年，金以边地赐西夏，沙州回鹘附属西夏止，沙州回鹘曾经直接统治敦煌达一百三十余年；自公元1147年至1226年，沙州回鹘虽附属于西夏，但仍以当地统治者的身份存在了八十年。”[11] 1991年，孙修身先生在《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中提到：自1019-1072年，是敦煌历史上的回鹘统治时期，统治者为西州回鹘，而沙州被西夏统治则在1072年。[12]

1990年，李正宇先生在《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一文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灭亡曹氏归义军政权，但占领瓜、沙地区不到一年，被沙州境内的回鹘驱逐，回鹘人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直到1067年，西夏又从回鹘手中夺取瓜、沙二地[13]。同年，杨富学先生在《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中指出：瓜、沙回鹘人的出现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时期，大致从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60年代末[14]。1998年，陆庆夫先生在《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一文中指出：从1036年归义军亡后至1071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存在着一个沙州回鹘王国时期。[15]

2001年，陈炳应先生在《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中指出：“西夏在1036年攻占瓜沙后就一直统治着瓜沙二州，但对州城以外边远的回鹘民族实行非常宽松的羁糜政策，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部落组织、军队、外交权、外贸权等。”[16] 同时，陈先生还强调这些游牧于瓜、沙二城之外的回鹘人：“还存在部落组织,还有一定的力量,但力量不是很强,并没有攻占瓜、沙二州城,当时并不存在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17]

归义军政权灭亡后，有学者认为沙州回鹘隶属西回鹘国统治，有学者认为隶属西夏统治，也有学者认为在一段时期内沙州回鹘建立了独立的政权，既不属西回鹘国统治，又不属西夏统治。以上是学者从文献角度讨论沙州回鹘之大概，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与纷杂，沙州回鹘国到底存在与否，仍然未得到圆满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借助图像资料加以探讨。

莫高窟148、237、409窟和西千佛洞16窟，均绘有沙州回鹘可汗供养像。其中，莫高窟409窟壁画保存基本完好，可汗头戴白色莲瓣形高冠，有红色冠带系于颌下，双手持长柄香炉，之上香烟缭绕，身穿深红色圆领窄袖团龙纹长袍，腰系蹀躞七事，脚蹬白色尖头毡靴。可汗身前形体较小的王子，身后有8身侍从手执伞盖、翚扇、宝剑、弓箭、金瓜等仪卫器物。回鹘可汗服饰最突出的特征为长袍上的团龙，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图1 莫高窟409窟沙州回鹘可汗供养像（《中国美术全集 石窟寺壁画3》 第602页）

吾人固知，龙袍是皇帝身份的象征，409窟可汗的长袍上甚至有多达11个团龙图案，且翚扇上亦绘有龙纹。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但有学者却认为409窟穿龙袍者为西夏皇帝，如史金波先生曾指出：“若将409 窟有一身团龙的等身供养人看作是西夏皇帝是顺利成章的事，若看成是回鹘可汗则似乏依据。”[18] 究其原因，愚以为论者多停留在过去洞窟时代划分的窠臼之中不能自拔，然则刘玉权先生早已把409窟从西夏洞窟中抽离出来，归入沙州回鹘窟内。此外，论者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既然此窟为西夏窟，那么穿龙袍者自然为西夏皇帝，并引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除皇帝外，其他人一律禁止穿团龙服饰的规定[19]，却无视该窟供养人穿的是回鹘服饰。试想西夏皇帝怎么可能舍弃党项族的服饰，而穿其它民族的服饰呢？西夏立国后，“改大汉衣冠”[20]，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皇帝画像明显是模仿中原皇帝之服饰。再则，该窟供养人榜题是用回鹘文书写的，试问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度，怎么可能舍弃西夏文字，而使用回鹘文书写自己皇帝的名字呢？更有，新近日本学者松井太释读了回鹘文榜题，赫然写有“arslan xan”[21] 字样，即“阿尔斯兰汗”之意，此可作为该供养人是回鹘可汗，非西夏皇帝之铁证。松井太先生的释读意义非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因受其师森安孝夫先生的影响，认为西州回鹘曾出现过“阿尔斯兰汗”，则此窟之供养人自然属于西州回鹘可汗，以此作为沙州回鹘隶属西州回鹘的一个证据。“阿尔斯兰”意为“狮子”，这是回鹘可汗名号中常有的称谓，非西州回鹘可汗之独有。409窟之回鹘可汗身穿龙袍，而新疆石窟壁画中的西州回鹘可汗之袍服未有龙纹，这主要是两地受汉文化影响深浅不同所致。由此观之，以409窟为代表的穿龙袍且具有回鹘服饰特征的供养人确为沙州回鹘可汗，独立的沙州回鹘国存在毋庸置疑。按照李正宇和业师杨富学先生的研究，独立的沙州回鹘国存在的年代为1036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笔者深然之。

二、榆林窟39窟供养人像与沙州回鹘的职官体系

沙州回鹘政权的职官，据杨富学老师研究有两类：一是蕃官系统，有可汗、的斤（王子）、达干、啜、伊纳尔、伊难奇、伯克、于迦、塔雅乌等；一是汉官系统，有都督、将军、刺史、柱国、大使等。杨师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敦煌出土的汉文和回鹘文文书，然并未将注意力聚焦到石窟内供养人像的题名上，如榆林窟39窟的供养人像就残存不少题名，可以补充杨师之研究。

榆林窟39窟始建于唐，回鹘、元及清代重修。前甬道绘有沙州回鹘时期供养人像，其中南壁25身，为男性；北壁32身，为女性。南壁自西至东第1身供养人头戴三叉冠，红色冠带系于颌下，手持香炉，身穿红色圆领窄袖团花长袍，腰系双带，佩蹀躞七事，身后回鹘装持杖侍从1身。第2身供养人除了冠饰看不清及长袍的颜色、图案不同外，余皆与第1身大体相同。其余供养人上下两排排列，上排第3身为引导比丘，第4-12身及下排第13-21身皆双手合十持花，穿圆领窄袖散花长袍。北壁上排自西至东第1身供养人为比丘尼，第2、3、5身穿回鹘装，第4、6-11身穿汉装，下排第12-14身为比丘尼，第15-26身穿汉装。此外，有6身供养人身侧有形体较小的侍从（或者是自己的儿女）。

图2 榆林39窟甬道南壁西侧供养人像（《中国美术全集 石窟寺壁画3》

以上供养人像，有4身地位十分显赫，即前甬道南壁第1、2身和北壁第2、3身。南壁第1身之前学界曾推测其为沙州回鹘属下统领瓜州部落的首领，惜当时的回鹘文题名并未有人释读，新近松井太先生释读了该题名，其真实身份为宰相（el’ögäsi），并带有将军（sangun）头衔[22]；第2身榜题漫漶，但与宰相一样，均手持香炉，身后有持杖侍卫，且在形体上与宰相是差不多是等身大的，由此可见其地位仅次于宰相。北壁第2身根据回鹘文榜题可知其身份为可敦（qatun），第3身为公主（tngrim）[23]。对于前甬道北壁第2、3身女供养人，学界曾推测其可能为南壁第1、2身男供养人之妻子，按照供养人像绘制的惯例，这样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前甬道南壁第4身供养人，根据榜题知其名字是“安隆加奴”，官号为“都头”。北壁第5身女供养人亦颇值得关注，回鹘文榜题记作是一位官号为“梅禄（buyruq）”[24] 的妻子。此外，其余供养人题名有赵、梁、索、曹、石、王、张等诸不同姓氏。这说明，沙州回鹘时期瓜州的地方官员由不同民族的人员所组成，有赵、梁、索、王、张等汉人，亦有、安、曹、石之粟特人，其中的曹姓供养人可能是曹氏归义军之后人。

这些供养人像的榜题中颇值得关注的是三个职官名，即宰相、都头与梅禄。

宰相，榜题写作el’ögäsi，“国之荣光”之意，汉译为“颉于伽思”。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就有宰相之设，如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载有“内宰相颉于伽思”“内外宰相”[25]，《新唐书·回鹘传》载汗国置“外宰相六、内宰相三”[26]。内宰相统管汗国内政，而外宰相多是在外的统军大将。内外宰相位高权重，特别在汗国后期宰相多拥兵自重，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甚至包括可汗之废立。回鹘西迁后，从汉文与回鹘文文献看，西州回鹘、龟兹回鹘、甘州回鹘均有宰相的设置。一件出土于吐鲁番的摩尼教寺院文书，据耿世民先生研究是为官府下发的官文书，上盖有篆文红色方印十一处，印文为：大福大迥鹘国中书省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27]。这说明西州回鹘国效仿唐朝，以三省的长官为宰相。此外，另一件出土于吐鲁番的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第4行有“宰相摄西州四府五县事、清信弟子伊难[主]……”[28]，由此可知伊难[主]是西州回鹘国的宰相，同时又兼管西州四府五县的事务。以理推之，沙州回鹘的宰相与漠北回鹘和西州回鹘宰相相当，有内外宰相之设。今榆林窟39窟供养人像回鹘文题名之释读，则知沙州回鹘亦有宰相这一官号，该窟的宰相当为统军瓜州的外宰相。

梅禄，榜题写作buyruq，突厥-回鹘时期官号之一种，有“统管兵马” 之意，汉译为“梅录”“媚禄”“密六”等。突厥文《阙特勤碑》有buyruq（梅禄）的官号[29]，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有ich buyruq Sangun（内梅禄将军）的称法[30]，《新五代史·回鹘传》记甘州回鹘有“国相号媚禄都督”[31]，敦煌文书P3272《丁卯年（967）正月二十四自甘州使头阎物成文书》记有“宰相密六”。今榆林窟39窟女供养人像之释读，知沙州回鹘亦有“梅禄”这一官号。

都头，出现于唐中期，时为诸军总帅之称谓，后期一军之帅亦称之。到了宋代，都头才正式成为一种官职。沙州归义军时期，据郑炳林、冯培红先生研究：“归义军节度使府中也设置了都头一职，很多是节度使内亲从都头，属其亲信，往往被派遣兼职他官，身当重任。”[32] 此外，也有大部分都头“与节度使没有内亲从关系，地位不高，职权不显”[33]。沙州回鹘时期，除了榆林窟39窟的都头“安隆加奴”外，尚有莫高窟97窟之两位供养人为都头，分别任“马使”和“□军”之职（详后）。

由上观之，愚以为沙州回鹘职官体系可分三类：一为沿袭漠北回鹘汗国的蕃官系统；二为沿袭唐朝的汉官系统；三为沿袭沙州归义军的职官系统。

三、莫高窟310诸窟供养人像与沙州回鹘国的汉人

莫高窟97、194、245、309、310、363、399、418窟绘有沙州回鹘时期的供养人像，其中的男供养人均穿回鹘装，女供养人则大多为汉装，个别也有回鹘装。过去学界常把上述诸窟中回鹘装的男供养人不假思索的视为回鹘人，后来的学者也信以为真。新近，刘人铭博士针对310窟供养人像展开研究，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34] 她敏锐的认识到穿回鹘装的男供养人实为汉人，且指出此非310窟之个例，在沙州回鹘洞窟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笔者深以为然，现补充两条证据以佐证之。其一，399窟西壁龛下的1身回鹘装男供养人榜题为“□施主郑 生”；其二，363窟南壁下自东至西第4身回鹘装男供养人榜题为“社户安存遂永充一心供养”，第5身回鹘装男供养人榜题为“社户王定进永□一心供养”。由此来看，这些供养人虽身着回鹘装，实乃汉人或汉化的粟特人。

刘博士给穿回鹘装的男性汉人下了一个定语，称之为“曹氏汉人”，指以前曾任职于曹氏归义军中的文武官员，并非特指曹姓一族，随着政权的更替，后供职于沙州回鹘政权，易服回鹘装。在归义军晚期，曹氏已成为傀儡，沙州的实际统治者为回鹘人，如曹贤顺多次入贡辽朝，史籍常记作“沙州回鹘敦煌郡王”即是明证。既如此，则归义军政权灭亡后，汉人官员归顺新的沙州回鹘政权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来看，刘博士所言310窟男供养人有曾任职于归义军者，后为沙州回鹘的官员是完全有可能的。

除了310窟外，前列其它诸窟也同样是类似情况。如莫高窟97窟，1908年，伯希和来莫高窟考察时，曾抄录了该窟的4条榜题：（1）故兄都头马使……（2）故兄都头□军……（3）□啚寺侄比丘法光供养。（4）女□□子一心供养。该窟现仅存1身男供养人像，头戴类似幞头的冠饰，穿回鹘装，其榜题为汉文，旁边的供养人像已残毁，榜题也是汉文，这两条榜题虽漫漶不清，但第一个字依稀还能辨认出为“故”字。对比伯希和抄录的榜题，推测前两条可能对应的是戴幞头男子和其旁边的供养人之榜题。从榜题来看，该窟为一家族供养窟，窟主两位故去的兄长分别任“都头马使”和“都头□军”之职，其侄子法光为□啚寺的比丘。从两位兄长的职衔“都头”来看，他们有可能为曹氏归义军末期的官员，窟主一家在出资重修该窟时，沙州的统治权已入回鹘之手，而两位兄长此时已经故去，或者仍然健在，继续担任“都头”一职。无论何种情况，97窟窟主一家与曹氏归义军的渊源关系是需要考虑的，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当地汉人大族之新贵。

刘博士还根据310窟男供养人戴圆帽和扇形冠这两个特征，指出这两种冠式都非高阶级官员的首服，由此推测曹氏汉人此时并没有进入沙州回鹘政权统治的核心，地位并不是太高。所谓圆帽，根据刘博士文中的图片来看，即南壁下自东至西第1身男供养人所戴冠，笔者再三入窟查看，并仔细对比图片，认为应该是类似幞头的冠饰，但与幞头又有不小的区别。此外，回鹘装男供养人戴类似幞头冠饰的还有莫高窟97窟者。再看扇形冠，通观敦煌、吐鲁番两地回鹘男供养人的冠饰，主要有桃形冠、尖顶莲瓣形冠、三叉冠、扇形冠、圆帽、尖顶圆帽、三棱尖顶帽等。其中桃形冠为可汗与王子所独有，这是西州回鹘的传统，而沙州回鹘可汗与王子则戴尖顶莲瓣形冠。此外，戴尖顶莲瓣形冠者亦有贵族和重要的大臣，如都督、长史等。除尖顶莲瓣形冠外，三叉冠和扇形冠也是贵族经常戴的冠，柏孜克里克第16窟的回鹘贵族供养人群像，上面一排8身供养人戴尖顶莲瓣形冠，下面一排前面4身戴三叉冠，后面4身戴扇形冠，根据其排列顺序可知，戴尖顶莲瓣形冠者地位最高，三叉冠次之，扇形冠又次之。可见，扇形冠的确如刘博士所言，是为官阶较低的官员所戴，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据此推断曹氏汉人并没有进入沙州回鹘政权统治的核心，则有失偏颇。

图3 柏孜克里克第16窟供养人像（《中国新疆壁画艺术6》第241页）

沙州回鹘常派使者入贡北宋，如景祐四年(1037)六月，沙州大使杨骨盖、副使翟延顺入贡；康定二年(1041)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谔支、副使李吉入贡；庆历二年（1042）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35]。入贡中原的使者，从其姓名来看大部分为汉人，也有汉化的粟特人，他们的身份为大使和副使，均为使职，我们不能据此判断他们具体的官阶。所幸的是庆历二年的一次入贡，透露了比较重要的信息，充任大使的有密和曹都都。密即密六之简称，前文已指出是“统管兵马”的武职；“都都”为“都督”之异写，是地方长官。密和都督分别充任大使，可见沙州回鹘对于入贡北宋的重视，而这位曹都都有可能是曹氏归义军之后人。此外，敦煌出土的一份编号为S.3853（第32号）回鹘文文书，记载了一位叫阿尔斯兰的将军，在某个寺院为其父即悬泉镇的罗都督祈福的事迹。都督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地位甚高，有曹、罗二姓都督的出现，何谈“曹氏汉人”未进入沙州回鹘的统治核心呢？

回过头来，我们再以头戴扇形冠的汉族供养人谈谈他们是否进入沙州回鹘的统治核心。莫高窟148窟沙州回鹘时期重修，甬道门南存回鹘可汗供养像1身，门北存回鹘女供养人像3身；东壁门南（自北至南）有12身供养人像，其中第1-4身为高僧像，第5-11身为一汉人家族供养像，第12身为僧人像；南壁龛下7身汉僧供养像；东壁门北（自南至北）21身男供养人像，其中第1-8身为回鹘人，第9-21身为汉人；北壁龛下8身汉僧供养像。如上供养人像是以沙州回鹘王室为首的，左右两侧分列的回鹘和汉人必定是担任要职的显赫贵族，16身僧人也是以最高僧官——都僧统为首的高级僧官（详后）组成的。由此可见，东壁门南第5-6身头戴扇形冠、身穿回鹘服的汉人，就是沙州回鹘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图4、5 莫高窟148窟供养人像（《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第27页）

在14个绘有供养人像的沙州回鹘洞窟中，有8个是汉人供养窟，这反映出在沙州回鹘国内汉人包括汉化的粟特人比回鹘人要多。回鹘人作为统治者是如何统治这些汉人，汉人的政治地位和日常生活又是怎样一种境况，我们通过上列8个汉人供养窟可以管窥一二。政治上，回鹘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归义军时期的汉人政治集团，继续让他们在官府内任职，如97窟的供养人所任“都头马使”和“都头□军”的军职，就是归义军职官制度的承续。服饰制度上，规定汉人男子必须穿回鹘装，而女子则仍可穿汉装。婚姻制度上，允许回鹘与汉人通婚，如310窟回鹘装的女性，据刘人铭博士研究是为嫁于该汉人家族的回鹘人。语言使用上，回鹘语与汉语并行，这点可在供养人榜题上得到体现，回鹘人使用回鹘文榜题，汉人则使用汉文榜题。

莫高窟148窟甬道两侧绘回鹘可汗及可敦供养像，主室东、南、北壁下层绘高僧像和穿回鹘装供养人像。[36] 其中，高僧像残存不少题记，内容比较丰富，可反映出沙州回鹘时期的僧官制度及寺院之大貌。

东壁门南绘12身供养人像，自北至南第1-4、12身为高僧像。其中第1身榜题为：……印充河西应管内外释门……第2身榜题为：应管内外释门圣光寺……第12身榜题：窟禅报 恩寺……法律索会存供养。南壁龛下（自东至西）共7身，均为比丘。第1身榜题：窟禅开元寺法律□□□供养。第2身榜题：窟禅□□寺法律□□供养。第3身榜题：……法律……供养。第4身榜题：窟禅□□寺法律□会长供养。第5身榜题：窟禅龙兴寺释门法律周□□供养。第6身榜题：窟禅三界寺释门法律左兴见供养。北壁龛下（自西至东）共8身，均为比丘。第1身榜题：窟禅灵图寺法律□存供养。第2身榜题：窟禅显德寺释门法律兴遂供养。第3身榜题：窟禅圣光寺释门法律…… 第5身榜题：窟禅……寺法律兴道供养。第6身榜题：窟禅莲台寺释门法律福遂供养。第7身榜题：窟禅报恩寺释门法律塩㧹供养。

据谢重光先生研究，沙州归义军时期的最高僧官为都僧统，并设副僧统以佐之，其下更有都僧录、都僧政、僧政和法律；另有都判官、判官，与僧政和法律无同属关系，直接听命于都僧统、副僧统和都僧录。[37] 其中，都僧统一般称之为“河西都僧统”“河西管内都僧统”“应管内外都僧统”和“河西应管内外都僧统”。东壁门南第1身高僧榜题为“印充河西应管内外释门”，无疑是沙州回鹘国的最高僧官——都僧统，统摄瓜、沙二州僧务。第2身高僧榜题中有“应管内外”称号，但没有“河西”二字，显然其官职次于第1身高僧，应为副僧统，可能只负责沙州一境的僧务。第3-4身高僧榜题漫漶不可识别，二人身份可能为“都僧录”和“都僧政”，也有可能是“都判官”。其余僧人依榜题所见，他们的身份均为“法律”，分居不同的寺院，是各寺院派往莫高窟的“窟禅”，即住窟禅师。归义军晚期，即已普遍存在“法律”分居各寺的情况，“可能是由都司派往各寺协助寺务，更可能是这样的僧职已寙滥到只是作为赏给僧尼的虚衔”[38]。现在看来，此种具有赏赐性质的虚衔——法律，沙州回鹘国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拥有“法律”虚衔的僧人虽归属不同寺院，但并不是说“法律”已成为寺职，仍是都司的属官。

这些僧人来自不同的寺院，残留榜题所见有8所：圣光寺、报恩寺、开元寺、龙兴寺、三界寺、灵图寺、显德寺、莲台寺。这些寺院均为沙州著名的寺院，李正宇先生考证了它们的始建年代、僧人及寺户数量、藏经和寺学等情况，可资参考。[39] 李先生还交待了每所寺院最后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最迟者在北宋天禧三年（1019）；而148窟供养僧榜题则将以上寺院的年代向后推迟至沙州回鹘国时期，即1036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此外，据李先生研究，圣光寺为吐蕃占领沙州初期，尚书令、都元帅尚乞心儿创建的尼寺，唐末有尼49人，五代增至79人，西夏时此尼寺似已改变为僧寺。148窟的供养僧均为比丘形象，有两位僧人出自圣光寺，其中一位还是副僧统。由此可见，早在西夏占领敦煌之前的沙州回鹘时期，圣光寺就已经变为僧寺了。

由此可知，沙州回鹘国沿袭了归义军时期的僧官制度，职位高者有四：都僧统、副僧统、都僧录、都僧政（或都判官），其次是派驻各寺的法律，但寺院是否设有三纲、寺卿之职，尚不明了。寺院也基本保持了归义军时期的面貌，寺院的名称一仍其旧，数量大体相同，但作为尼寺的圣光寺却改为僧寺了。此外，这些僧官均为汉人，而不见回鹘人，个中缘由，值得深究。

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河西石窟多语言壁题考古资料抢救性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爱峰，男，1980年12月生，吐鲁番学研究院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吐鲁番文书、石窟艺术的研究。